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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出土的辽金西夏元陶瓷器

作者:万喜堂    更新时间:2021-02-25 06:40

  内蒙古地域广阔,在辽金西夏元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内蒙古出土陶瓷器数量较多,其中不乏精品,这些陶瓷器具有很好的展览效果,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辽金西夏元,内蒙古出土的陶瓷器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内蒙古地区出土的辽瓷体现出鲜明的契丹民族特点,契丹族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兴起,中心区域在今赤峰、通辽地区,契丹统治疆域扩展到今河北、北京、山西等地区。在内蒙古赤峰地区,有辽代瓷窑,比如赤峰缸瓦窑等,烧造了不少辽代陶瓷器,主要以白瓷为主,也有绿釉、黄釉、三彩等陶器。这些辽瓷和其他地区的辽瓷相比,契丹族的民族特色相对浓厚,器形具有较多的民族特色,比如契丹族特有的鸡冠壶、长颈瓶、凤首瓶、穿带瓶等,这些器物上体现出浓厚的游牧民族特色。从辽瓷中鸡冠壶保留着压皮棱、针脚等细节可以看出,鸡冠壶大量保留着契丹族皮囊壶的原始形状,反映出作为游牧民族多使用皮质用品的特点。穿带瓶在器物两侧穿带便于携带和运输,也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器物。

  鸡冠壶作为辽代瓷器的典型器形,在辽代墓葬中多有出土,鸡冠壶的名称来源于壶上部的鸡冠形凸起,辽代早期的鸡冠壶上面多为单孔,到了辽代中期,鸡冠上多为双孔。提梁壶和鸡冠壶造型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壶肩部的提梁代替了鸡冠。无论是鸡冠壶还是提梁壶,器物造型都有下面描述的规律,那就是,辽代早期壶的腹部较为饱满,辽代中晚期壶的造型变得瘦高。这种造型变化反映出不同时代文化的影响,辽代早期瓷器受唐和五代瓷器造型的影响,唐和五代瓷器普遍造型饱满,辽早期壶的腹部饱满。到了辽代中晚期,受到宋代瓷器瘦高造型的影响,辽代中晚期壶的造型变得瘦高。

  辽三彩出现在辽代中晚期,辽三彩的釉色多为黄、绿、白三色,盘碗等器物采用印花装饰方法,印花纹饰模仿金银器,纹样多为花卉图案,陶瓷壶普遍采用模制方法成形,有些壶的造型为动物造型,赤峰博物馆的三彩鸳鸯壶、通辽博物馆的三彩摩羯壶、三彩交颈鸳鸯壶等。动物造型是契丹族常用的造型,不仅在辽代陶瓷器中出现,在其他质地器物上也常出现,在辽代金银器、辽代玉器上多见。在辽陈国公主墓出土过大量精美动物形玉器。

  在内蒙古辽贵族墓中出土了大量五代北宋的瓷器精品,包括精美的定窑白瓷、越窑青瓷、耀州窑青瓷、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辽早期墓葬中可以见到邢窑白瓷、定窑白瓷、越窑青瓷,在辽代中晚期墓葬中,可以见到越窑青瓷、景德镇湖田窑瓷器。比如辽代早期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的定窑瓷器,定窑官字款白瓷盘最为有名。辽代早期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邢窑白瓷,邢窑白瓷鸡冠壶和白瓷盘口穿带瓶都是邢窑精品。辽代中期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划花盘,在越窑青瓷中当属精品。近年辽萧氏贵妃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器,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宁城辽代贵族墓出土的景德镇湖田窑瓷器,也是难得的精品。这些中原窑址烧造的难得的精品瓷器,出土在辽代贵族墓葬中,是辽与中原的政治与经济往来的实证,也是这些窑址瓷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蒙古西部曾经是西夏的疆域,留下许多珍贵的西夏瓷器,西夏瓷器也是以白瓷为主,褐釉剔花瓷器是最为典型的装饰方法。在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着珍贵的西夏绿城出土的西夏彩塑,这是西夏文明的见证。

  金代统治疆域在中国北方,金代陶瓷器生产基本上延续前朝,主要有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钧窑等窑。金代定窑的白釉印花和白釉刻划花瓷器非常精美,在内蒙古金代瓷器窖藏中出土数量较多。金代磁州窑成功地将中国书法和绘画应用于瓷器装饰,白釉釉下彩绘是磁州窑较为常见的一种装饰方法,对北方其他窑场产生影响。在金代,辽代原有的瓷窑在继续烧造,陶瓷器在金代呈现不同面貌,内蒙古金代瓷窑烧造的白釉黑花瓷器体现出它和磁州窑的密切联系。

  宋金时期窑业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各个瓷窑各具特色,自成体系。元代继承宋金传统,形成汇集南北的八大窑系。北方瓷窑主要有磁州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定窑系等,南方瓷窑主要有景德镇窑、龙泉窑系、建窑系、吉州窑系等。景德镇汇集南北方技术,加上优质的原材料和便利的交通,生产出元青花和釉里红瓷器,逐渐成为最具实力的窑场。元代实现了南北方的统一,南北方瓷器交流更加通畅,南方瓷窑烧造的陶瓷器在北方大量出现,在内蒙古元集宁路遗址,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了国内八大窑系的各具特色的陶瓷器,反映出南北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内蒙古元代集宁路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和元代釉里红玉壶春瓶都是难得的珍品。元代丰州路古城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1970年在丰州城址万部华严经塔(白塔)东南发现一处瓷器窖藏,瓷器窖藏出土了六件瓷器,包括钧窑小宋自造香炉1件,钧窑瓶2件,龙泉青瓷划花瓶2件,龙泉贴花瓶1件。这件香炉珍贵之处在于上面的铭文,上面有己酉(至大二年,1309年)纪年。三件钧窑瓷器是炉瓶三事组合,极有可能是属于寺院的供器。燕家梁村镇遗址位于包头郊区,出土瓷器以磁州窑系的产品最多,钧窑系产品次之。

  如果把元代遗址出土瓷器情况与辽金时期北方出土瓷器的情况相比,不同之处在于辽金时期北方地区出土瓷器以北方各窑的产品为主,产自宋境内各窑的瓷器较少。而元代遗址出土瓷器产自当时南北各窑场,这种情况与元朝的统一有关,同时也证明了宋辽、宋金的对峙阻碍了南北方的商业交往。元代遗址出土的大量瓷器说明元代北方各地区、各阶层已普遍使用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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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地域广阔,在辽金西夏元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内蒙古出土陶瓷器数量较多,其中不乏精品,这些陶瓷器具有很好的展览效果,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辽金西夏元,内蒙古出土的陶瓷器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内蒙古地区出土的辽瓷体现出鲜明的契丹民族特点,契丹族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兴起,中心区域在今赤峰、通辽地区,契丹统治疆域扩展到今河北、北京、山西等地区。在内蒙古赤峰地区,有辽代瓷窑,比如赤峰缸瓦窑等,烧造了不少辽代陶瓷器,主要以白瓷为主,也有绿釉、黄釉、三彩等陶器。这些辽瓷和其他地区的辽瓷相比,契丹族的民族特色相对浓厚,器形具有较多的民族特色,比如契丹族特有的鸡冠壶、长颈瓶、凤首瓶、穿带瓶等,这些器物上体现出浓厚的游牧民族特色。从辽瓷中鸡冠壶保留着压皮棱、针脚等细节可以看出,鸡冠壶大量保留着契丹族皮囊壶的原始形状,反映出作为游牧民族多使用皮质用品的特点。穿带瓶在器物两侧穿带便于携带和运输,也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器物。

  鸡冠壶作为辽代瓷器的典型器形,在辽代墓葬中多有出土,鸡冠壶的名称来源于壶上部的鸡冠形凸起,辽代早期的鸡冠壶上面多为单孔,到了辽代中期,鸡冠上多为双孔。提梁壶和鸡冠壶造型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壶肩部的提梁代替了鸡冠。无论是鸡冠壶还是提梁壶,器物造型都有下面描述的规律,那就是,辽代早期壶的腹部较为饱满,辽代中晚期壶的造型变得瘦高。这种造型变化反映出不同时代文化的影响,辽代早期瓷器受唐和五代瓷器造型的影响,唐和五代瓷器普遍造型饱满,辽早期壶的腹部饱满。到了辽代中晚期,受到宋代瓷器瘦高造型的影响,辽代中晚期壶的造型变得瘦高。

  辽三彩出现在辽代中晚期,辽三彩的釉色多为黄、绿、白三色,盘碗等器物采用印花装饰方法,印花纹饰模仿金银器,纹样多为花卉图案,陶瓷壶普遍采用模制方法成形,有些壶的造型为动物造型,赤峰博物馆的三彩鸳鸯壶、通辽博物馆的三彩摩羯壶、三彩交颈鸳鸯壶等。动物造型是契丹族常用的造型,不仅在辽代陶瓷器中出现,在其他质地器物上也常出现,在辽代金银器、辽代玉器上多见。在辽陈国公主墓出土过大量精美动物形玉器。

  在内蒙古辽贵族墓中出土了大量五代北宋的瓷器精品,包括精美的定窑白瓷、越窑青瓷、耀州窑青瓷、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辽早期墓葬中可以见到邢窑白瓷、定窑白瓷、越窑青瓷,在辽代中晚期墓葬中,可以见到越窑青瓷、景德镇湖田窑瓷器。比如辽代早期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的定窑瓷器,定窑官字款白瓷盘最为有名。辽代早期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邢窑白瓷,邢窑白瓷鸡冠壶和白瓷盘口穿带瓶都是邢窑精品。辽代中期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划花盘,在越窑青瓷中当属精品。近年辽萧氏贵妃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器,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宁城辽代贵族墓出土的景德镇湖田窑瓷器,也是难得的精品。这些中原窑址烧造的难得的精品瓷器,出土在辽代贵族墓葬中,是辽与中原的政治与经济往来的实证,也是这些窑址瓷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蒙古西部曾经是西夏的疆域,留下许多珍贵的西夏瓷器,西夏瓷器也是以白瓷为主,褐釉剔花瓷器是最为典型的装饰方法。在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着珍贵的西夏绿城出土的西夏彩塑,这是西夏文明的见证。

  金代统治疆域在中国北方,金代陶瓷器生产基本上延续前朝,主要有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钧窑等窑。金代定窑的白釉印花和白釉刻划花瓷器非常精美,在内蒙古金代瓷器窖藏中出土数量较多。金代磁州窑成功地将中国书法和绘画应用于瓷器装饰,白釉釉下彩绘是磁州窑较为常见的一种装饰方法,对北方其他窑场产生影响。在金代,辽代原有的瓷窑在继续烧造,陶瓷器在金代呈现不同面貌,内蒙古金代瓷窑烧造的白釉黑花瓷器体现出它和磁州窑的密切联系。

  宋金时期窑业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各个瓷窑各具特色,自成体系。元代继承宋金传统,形成汇集南北的八大窑系。北方瓷窑主要有磁州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定窑系等,南方瓷窑主要有景德镇窑、龙泉窑系、建窑系、吉州窑系等。景德镇汇集南北方技术,加上优质的原材料和便利的交通,生产出元青花和釉里红瓷器,逐渐成为最具实力的窑场。元代实现了南北方的统一,南北方瓷器交流更加通畅,南方瓷窑烧造的陶瓷器在北方大量出现,在内蒙古元集宁路遗址,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了国内八大窑系的各具特色的陶瓷器,反映出南北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内蒙古元代集宁路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和元代釉里红玉壶春瓶都是难得的珍品。元代丰州路古城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1970年在丰州城址万部华严经塔(白塔)东南发现一处瓷器窖藏,瓷器窖藏出土了六件瓷器,包括钧窑小宋自造香炉1件,钧窑瓶2件,龙泉青瓷划花瓶2件,龙泉贴花瓶1件。这件香炉珍贵之处在于上面的铭文,上面有己酉(至大二年,1309年)纪年。三件钧窑瓷器是炉瓶三事组合,极有可能是属于寺院的供器。燕家梁村镇遗址位于包头郊区,出土瓷器以磁州窑系的产品最多,钧窑系产品次之。

  如果把元代遗址出土瓷器情况与辽金时期北方出土瓷器的情况相比,不同之处在于辽金时期北方地区出土瓷器以北方各窑的产品为主,产自宋境内各窑的瓷器较少。而元代遗址出土瓷器产自当时南北各窑场,这种情况与元朝的统一有关,同时也证明了宋辽、宋金的对峙阻碍了南北方的商业交往。元代遗址出土的大量瓷器说明元代北方各地区、各阶层已普遍使用瓷器。

  内蒙古地域广阔,在辽金西夏元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内蒙古出土陶瓷器数量较多,其中不乏精品,这些陶瓷器具有很好的展览效果,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辽金西夏元,内蒙古出土的陶瓷器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内蒙古地区出土的辽瓷体现出鲜明的契丹民族特点,契丹族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兴起,中心区域在今赤峰、通辽地区,契丹统治疆域扩展到今河北、北京、山西等地区。在内蒙古赤峰地区,有辽代瓷窑,比如赤峰缸瓦窑等,烧造了不少辽代陶瓷器,主要以白瓷为主,也有绿釉、黄釉、三彩等陶器。这些辽瓷和其他地区的辽瓷相比,契丹族的民族特色相对浓厚,器形具有较多的民族特色,比如契丹族特有的鸡冠壶、长颈瓶、凤首瓶、穿带瓶等,这些器物上体现出浓厚的游牧民族特色。从辽瓷中鸡冠壶保留着压皮棱、针脚等细节可以看出,鸡冠壶大量保留着契丹族皮囊壶的原始形状,反映出作为游牧民族多使用皮质用品的特点。穿带瓶在器物两侧穿带便于携带和运输,也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器物。

  鸡冠壶作为辽代瓷器的典型器形,在辽代墓葬中多有出土,鸡冠壶的名称来源于壶上部的鸡冠形凸起,辽代早期的鸡冠壶上面多为单孔,到了辽代中期,鸡冠上多为双孔。提梁壶和鸡冠壶造型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壶肩部的提梁代替了鸡冠。无论是鸡冠壶还是提梁壶,器物造型都有下面描述的规律,那就是,辽代早期壶的腹部较为饱满,辽代中晚期壶的造型变得瘦高。这种造型变化反映出不同时代文化的影响,辽代早期瓷器受唐和五代瓷器造型的影响,唐和五代瓷器普遍造型饱满,辽早期壶的腹部饱满。到了辽代中晚期,受到宋代瓷器瘦高造型的影响,辽代中晚期壶的造型变得瘦高。

  辽三彩出现在辽代中晚期,辽三彩的釉色多为黄、绿、白三色,盘碗等器物采用印花装饰方法,印花纹饰模仿金银器,纹样多为花卉图案,陶瓷壶普遍采用模制方法成形,有些壶的造型为动物造型,赤峰博物馆的三彩鸳鸯壶、通辽博物馆的三彩摩羯壶、三彩交颈鸳鸯壶等。动物造型是契丹族常用的造型,不仅在辽代陶瓷器中出现,在其他质地器物上也常出现,在辽代金银器、辽代玉器上多见。在辽陈国公主墓出土过大量精美动物形玉器。

  在内蒙古辽贵族墓中出土了大量五代北宋的瓷器精品,包括精美的定窑白瓷、越窑青瓷、耀州窑青瓷、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辽早期墓葬中可以见到邢窑白瓷、定窑白瓷、越窑青瓷,在辽代中晚期墓葬中,可以见到越窑青瓷、景德镇湖田窑瓷器。比如辽代早期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的定窑瓷器,定窑官字款白瓷盘最为有名。辽代早期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邢窑白瓷,邢窑白瓷鸡冠壶和白瓷盘口穿带瓶都是邢窑精品。辽代中期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划花盘,在越窑青瓷中当属精品。近年辽萧氏贵妃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器,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宁城辽代贵族墓出土的景德镇湖田窑瓷器,也是难得的精品。这些中原窑址烧造的难得的精品瓷器,出土在辽代贵族墓葬中,是辽与中原的政治与经济往来的实证,也是这些窑址瓷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蒙古西部曾经是西夏的疆域,留下许多珍贵的西夏瓷器,西夏瓷器也是以白瓷为主,褐釉剔花瓷器是最为典型的装饰方法。在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着珍贵的西夏绿城出土的西夏彩塑,这是西夏文明的见证。

  金代统治疆域在中国北方,金代陶瓷器生产基本上延续前朝,主要有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钧窑等窑。金代定窑的白釉印花和白釉刻划花瓷器非常精美,在内蒙古金代瓷器窖藏中出土数量较多。金代磁州窑成功地将中国书法和绘画应用于瓷器装饰,白釉釉下彩绘是磁州窑较为常见的一种装饰方法,对北方其他窑场产生影响。在金代,辽代原有的瓷窑在继续烧造,陶瓷器在金代呈现不同面貌,内蒙古金代瓷窑烧造的白釉黑花瓷器体现出它和磁州窑的密切联系。

  宋金时期窑业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各个瓷窑各具特色,自成体系。元代继承宋金传统,形成汇集南北的八大窑系。北方瓷窑主要有磁州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定窑系等,南方瓷窑主要有景德镇窑、龙泉窑系、建窑系、吉州窑系等。景德镇汇集南北方技术,加上优质的原材料和便利的交通,生产出元青花和釉里红瓷器,逐渐成为最具实力的窑场。元代实现了南北方的统一,南北方瓷器交流更加通畅,南方瓷窑烧造的陶瓷器在北方大量出现,在内蒙古元集宁路遗址,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了国内八大窑系的各具特色的陶瓷器,反映出南北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内蒙古元代集宁路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和元代釉里红玉壶春瓶都是难得的珍品。元代丰州路古城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1970年在丰州城址万部华严经塔(白塔)东南发现一处瓷器窖藏,瓷器窖藏出土了六件瓷器,包括钧窑小宋自造香炉1件,钧窑瓶2件,龙泉青瓷划花瓶2件,龙泉贴花瓶1件。这件香炉珍贵之处在于上面的铭文,上面有己酉(至大二年,1309年)纪年。三件钧窑瓷器是炉瓶三事组合,极有可能是属于寺院的供器。燕家梁村镇遗址位于包头郊区,出土瓷器以磁州窑系的产品最多,钧窑系产品次之。

  如果把元代遗址出土瓷器情况与辽金时期北方出土瓷器的情况相比,不同之处在于辽金时期北方地区出土瓷器以北方各窑的产品为主,产自宋境内各窑的瓷器较少。而元代遗址出土瓷器产自当时南北各窑场,这种情况与元朝的统一有关,同时也证明了宋辽、宋金的对峙阻碍了南北方的商业交往。元代遗址出土的大量瓷器说明元代北方各地区、各阶层已普遍使用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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